德州達拉斯市中心的舊電力公司大樓側面，一九九九年由海洋保育藝術家韋蘭德畫的「海洋生命」，在五月中被工人覆蓋上厚厚的藍漆。八十二英呎高、一百六十四英呎長的鯨群消失之後，替代的是世界盃足球賽主題作品。憤怒的韋蘭德已經提出訴訟求償，主張覆蓋壁畫違反了視覺藝術家權利法。
壁畫是藝術家在全球百座城市完成，以「無國界海洋」為訴求的環保作品；覆蓋它的，卻是足球場的商業標誌，這個微小的事件正是這屆世界盃最貼切的縮影。當代美國正用油漆把過去的全球化記憶刷掉，再嘗試用同樣牆面畫出新的，卻不見得是更好的規則。
二○二六世界盃，即將在台北時間（六月十二日）周五凌晨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聯合開幕，四十八支球隊、一百零四場比賽、十六座城市，是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屆賽事。可是同時間，美國正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最積極的反全球化角色。川普政府已經對另兩個共同主辦國加徵關稅，把旅行禁令擴大到三十九個國家，其中包括晉級的伊朗、海地、象牙海岸、塞內加爾，又從元月起暫停七十五個國家的移民簽證處理。
有經濟學家對足球比賽的十二碼球做過分析，發現守門員有五成會撲向左邊，四成四會撲向右邊，留在中間僅有百分之六。問題是，數據顯示守門員留在中間的撲救率最高，達到三成三，是左右兩邊撲救成功率的兩倍多；從進攻球員來看更詭異了，如果把球踢向球門正中央，進球率高達八成以上，卻很少球員選擇這樣做。
理性的選擇很清楚，可是大多數球員都寧願在賽局理論扮演不講理的角色，覺得「需要」做些什麼，因此守門員會往兩邊飛撲、進攻球員會往兩邊射門。從心理層面來說，守門員寧願飛撲後接不到球，進攻球員也寧願在左右兩端被擋下，如果事情在中間發生，可能被球迷當作笨蛋，這個風險比輸球還糟糕。
同樣的行為偏誤，正在世界舞台上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無論用戰爭死傷、跨國貿易、平均壽命、或極端貧窮人口當作標準，每項數字都是人類史上最好的時期。但是這幾年，各國政府卻像往兩邊飛撲的守門員，明知留在原地才是理性選擇，仍按捺不住「想做點什麼」的衝動，不管是提高關稅，撤銷協議，還是退出國際組織，過去八十年橫跨世代織出的安全網，就這樣快速被撕開。
當達拉斯鯨魚壁畫被抹去時，無國界的全球化藍圖也正在消失。用來取代的，或許是更鮮豔、更昂貴、也更符合短暫商業需求的世界盃圖騰。當比賽結束後，人們還是要做出迫切的決定，究竟該向左撲，向右撲，還是耐心守住中間那個很可能比較有效的位置。
如果連這樣都還看不清楚，人類或許真的只能寄望外星人入侵。我們只有在面對共同敵人的時候，才願意相信，大家其實活在同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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