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跟一個軟體服務公司開會，會議時間是美東早上十一時半，因為這樣才能讓幾個不同時區的人參加。那是一間總部在特拉維夫，市值千億台幣的大型跨國企業，主要是提供偵測詐欺交易的服務，公司創辦人原本在以色列軍方情報單位。首次會議是在兩周前，戰爭還沒開始；第二次開會的時候，戰爭已經結束。
「躲防空警報比較麻煩，來回可能就是一兩個小時」，對方營運長說，「但其他時間，公司都還是照常運作」。其實我們第二次開會前停火尚未宣布，以伊雙方還在飛彈互轟的階段，我們有跟對方確認是否需要延期，不過他們說沒有關係。
世界長久相對承平，所以對戰爭時期，民眾仍然需要維持正常工作與生活的這件事情，或許已經失去記憶。不過，就連難以控制平民戰損的昔日世界大戰期間，人們還是去上班、還是辦婚禮、還是舉行職業運動比賽。尤其職業運動這件事情，在和平時期很容易被當成理所當然的娛樂選項，但在戰爭之中，它的位置變得微妙，甚至有點尷尬。
如果你在一九四三年走進紐約洋基球場，會看到場邊一排空著的座位，椅背上掛著制服和鋼盔，那些是被徵召入伍、無法出賽的球員名牌。場上球員有些是高中剛畢業的菜鳥，有些是老將回鍋，頂著膝傷硬撐。戰爭帶走許多人，讓整個比賽品質產生斷層。儘管如此，球賽仍然在國旗升起、國歌奏完後準時開打。
當年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給職棒聯盟發了在歷史上留名的「綠燈信」，他說人們需要娛樂，需要一點正常感，所以比賽應當繼續，這封信成為戰爭時代職業運動得以存活的憑證。後來美式足球、籃球、冰球也都照樣打，儘管各隊都少了幾個核心球員。當時政府的邏輯很清楚，不管戰事如何，也要讓後方日子看起來沒有完全崩塌。這不只是美國的選擇，納粹德國同時照常進行足球比賽，甚至把比賽結果當成宣傳；蘇聯在列寧格勒圍城期間也有公開賽事，觀眾得穿過封鎖線，冒著砲火看球。
戰爭中的職業運動當然也埋下了一些悲劇，有些球員入伍後從此沒回來，有些人退伍後發現自己再也無法打球，也有人被迫在輿論與良心之間作選擇。最有名例子大概是拳王阿里，他拒絕被徵召去打越戰，結果被吊銷拳擊執照並剝奪頭銜。
球賽不反戰、也不挺戰，它只是提醒我們，即使天塌了，球員還是上場，裁判照樣誤判，觀眾一樣吵架。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其實是一種本能，一種對秩序的執著。不論是哪個年代，在戰爭真正停止之前，生活得先以某種形式延續下去。就像飛彈落下的日子裡，企業還是照表開會，那些維持日常的舉動，就是對崩塌世界所能作出最微弱、也是最頑強的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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