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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館的色情書刊

 
下班回家的路上到Rockville鎮上的圖書館.蒙哥馬利郡轄下的每個鎮都有自己的圖書館,館藏書籍跟設備新舊各自不同,剛好想要借的兩本書在這個分館裡都有,所以就順路過去了.

前幾天看完一部電影,Henry & June(台灣片名,第三情),那是一部有趣的電影,導演是菲力普.考夫曼.他曾經以改編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成電影而獲得奧斯卡的提名.記得在念建中的時候跑去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電影裡一直重複的一句話印象深刻:

Take off your cloth,在電影裡,湯瑪士醫生跟所有他想上的女人說.

第三情是他改編Anais Nin的日記的作品,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樣,也對慾望描寫十分深刻,深刻到在電影史上有特殊重大的地位.它是NC17,也就是十七歲以下不准觀賞,這個分級的由來.整部電影是Anais Nin敘述她跟成名前的Henry Miller錯綜複雜的婚外情.就她自己的觀點來說,也是她從一個結了婚的小女生,在對慾望的探索之後,變成女人的過程.

看完電影之後,覺得自己應該要看看Henry Miller的成名作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算是巧合吧,這本書在八十年前完成的時候,也被二十幾個英語系的國家以太過色情的理由而查禁.相對於現在可以在圖書館裡找到這本書,時間跟現實的轉變實在有趣.

在架上看到他的南回歸線還有Moloch也就順便拿了,不過那並不是今天另外打算借的色情書刊,要找的是法國作家Choderlos De Laclos寫的Les Liaisons Dangereuses(當然是英文版).前幾天勇樣入侵台灣的時候跟朋友聊天,說到勇樣拍的東西,我只看過電影Untold Scandals(中文片名,醜聞).這部改編自Les Liaisons Dangereuses的韓國版本,實在比不上之前看過的美國版本,危險性遊戲(英文片名,Cruel Intentions).不過當然也是因為美國版的女主角是Sarah Michelle Gellar的緣故.

兩百年前作者因為這本小說對糜爛放蕩貴族生活的描述而入獄,而在二十世紀它被改編成無數的電影跟舞台劇,同樣是昨非今是的唏噓.

結果走出圖書館的時候差點抱不動手上的書.因為後來又抓了幾本溫瑞安,王文華,還有一些在車上聽的棒球書,我其實不是很愛看書的人,也明明知道不可能在九月中回台灣度假以前看完這些書的.可是還是覺得自己很像是偷跑進糖果店的小孩,抓了滿口袋吃也吃不完的糖果,然後偷偷覺得高興不已.

留言

Jasmine寫道…
常常會有一些偶然的巧遇是難以解釋的,許多微妙的時間空間線索在一個偶然的連結裡串合,構成一個微妙的結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托馬斯和特麗莎的相遇,對托馬斯來說,特麗莎就像一個嬰孩被放在竹籃裡渡過洶湧的波浪漂送到他的床榻之岸,而這結果只是肇因於一個酒吧的座位選擇、一次抗拒母親的離家出走,一個裝著沉重生活的厚行李箱,一場突然的該死的感冒;《雙面情人》裡葛妮斯派特洛趕上電車或沒趕上電車的時間點,扭轉了她可能的命運,她的生活走向不同的方向。

電影是可選擇的,透過影像的技法,兩種人生讓觀眾品頭論足。但真實世界是不可選擇的,不能錯誤之後從頭來過,不能走完之後回頭修補不完美的缺陷,總之,巧遇正是對不能彩排的生命的驚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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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觀念平台: <謝亞球場的最後一首歌>

唱首歌來聽聽吧,彈鋼琴的傢伙/今天就來唱首歌吧/我們現在的心情正好適合一些旋律/而你的歌感覺也剛好

紐約大都會隊的謝亞球場在一九六四年完工啟用,在二○○八年球季結束之後報廢。也就是在那兩年前的夏天,比利喬帶著他的史坦威鋼琴走進球場,全場超過六萬名的觀眾跟他一起唱著他的成名作〈The Piano Man〉。這是謝亞球場的最後一場演場會,而比利喬,一個紐約市郊長大的移民後裔,是跟這座球場告別的最佳人選。

在紐約,歷史悠久財力豐厚的洋基隊是鎂光燈的焦點,在皇后區的大都會隊總是給人次等公民的印象,而兩者的觀眾群也因此有了先天造成的區隔,在曼哈頓的上流族群,多數支持天之驕子洋基,而市郊的中產階級或是新移民,卻因為能夠把自己生命的遭遇,投射在大都會隊身上,而有了相互依靠的情感。在五十年以前,原本在布魯克林區的道奇隊為了賺更多的錢,拋棄了紐約,投入好萊塢跟洛杉磯的懷抱,巨人隊也搬到了舊金山,還好有大都會跟謝亞球場的出現,適時地填滿了球迷們情感上的空缺。

就是這樣,許多紐約人跟著大都會隊一起成長。而不只是球迷,跟著謝亞球場一起長大的,還有搖滾樂。在一九六五年,一群來自英國的年輕人,剛結束席捲歐洲的旋風旅程,來到美國以後,在謝亞球場舉辦了史上首度在戶外運動場開唱的搖滾音樂會。約翰.藍儂還有保羅.麥卡尼的披頭四,就這樣走進新大陸的世界。

「沒有人相信我們會成功」,四歲跟著父親學鋼琴,七歲就跟母親一起被拋棄,在貧窮中長大的比利喬說。「沒有人相信披頭四可以改變人類的耳朵,沒有人相信我的音樂會受到歡迎,我們就像跟大都會隊一樣,是等待奇蹟的中產階級」。而奇蹟總是會在長久等待之後出現,一九八六年世界大賽的第六戰,紅襪隊已經是三勝二敗的聽牌狀況,十局下半兩人出局,紅襪隊專精一壘守備的內野手巴克納硬是在謝亞球場漏接了可以讓比賽結束的尋常滾地球,讓大都會反敗為勝,最後拿下總冠軍,這就是他們相信的奇蹟。

所以在演場會的尾聲,保羅.麥卡尼踏上比利喬的舞台,替這個球場寫下句點的時刻,滿場的觀眾是熱淚盈眶的。這段四十幾年,從起點走到終點的過程,旁人的訕笑怒罵,一路的苦澀艱辛,換來值得或不值得的現在,棒球,音樂,跟人生的界線早就被我們刻意弄得模糊。當年的孩童現在是社會的中堅,昔日的青年卻已垂垂老矣,Let It Be,Let It Be,麥卡尼跟喬彈著,唱著,那是在這裡的最後一首歌,曾經在這裡輝煌跟凋零的,都一…

聯合報名人堂:<一朗曠世巨作的幕後推手>

二○○四年九月,紐約時報登出一篇文章,標題「把球場當畫布的藝術家」,說的當然是剛打破高懸八十四年單季安打紀錄的鈴木一朗。那年,一朗總共打出驚人的兩百六十二支安打,不但超越過去的紀錄,事實上,從他加盟大聯盟開始計算,除去一朗,單季最多安打數來自二○一四年的太空人隊亞土維(Jose Altuve),只有兩百廿五支。

一朗的打擊武器繁多,他可以把球帶到全壘打牆外、剛好飛過內野手的頭頂,或是在內野緩慢滾動變成安打。許多人看不起的內野安打數據,在一朗手中卻是一門藝術,他巔峰時期從本壘到一壘只要三.六秒出頭,跟當今跑最快的紅人隊漢彌爾敦不相上下。前年球季已經四十一歲的他,本壘到一壘的速度,還保持在大聯盟前五名。

打破單季紀錄的二○○四年,一朗的五十七支內野安打也是大聯盟最佳。有些原本可以算內野安打的球還被記成失誤,各隊三壘手看到他,自然頭痛不已。「有人說內野安打像作弊,可是如果你放個攝影機看他擊出球的滾動痕跡,看那些球是如何騙倒防守球員,就會知道有多神奇。」說這段話的,正是昔日底特律老虎隊明星三壘手印吉,一朗神話的苦主之一。

就像紐約時報文章標題,鈴木一朗像藝術家,用球棒在球場上揮灑出一幅幅畫作,留下許多我們以後跟孩子慢慢分享的話題。不過,看了這麼多年的比賽,一直到上個月在西雅圖聽到下面這段故事,才知道原來畫家筆下的畫布,可能也是曠世巨作不可或缺的元素。

「你知道嗎?在二○○四年,因為一朗的緣故,我們在內野草坪做了件特別的事。」水手隊負責球場導覽的老先生說。水手隊內野草坪,是大聯盟最難養護的球場之一。西雅圖寒冷潮溼,球場又是巨蛋,雖然可以開啟棚頂,陽光受到天氣與遮蔽物的限制,還是不夠讓草坪健康成長。於是,他們在外野地下埋設加熱線圈,配合使用巨型燈具在陰暗時照射草地,球場工作人員說,「看起來像是種大麻的地方」。這些輔助措施,讓水手隊有非常漂亮的草地。

水手隊的草坪維護在聯盟裡獲得許多讚譽,好幾座球場在最近三年開始用跟他們相同的種子,希望能有類似結果。在大聯盟,草地維護是重要的細節,每支球隊都有一組人專門負責。不只是按時播種施肥或每天割草,他們更能夠因應球隊需求,用草坪做戰力調節。

像是在二○○四年,他們把除草機刀鋒調高,讓內野區草變長一些。一朗擊出的球,十四.二%因此成為內野安打,是他大聯盟生涯前半段最高點。整個球季結束,他打出的球(BABIP)將近四成變成安打,也是大聯盟難得…

惡夢

我一直到一兩年前才不再每個月都夢到我在永和國中的導師。

他是一個個頭矮小,卻殘暴異常的兇狠角色。在體罰還是合法的年代裡,他很適度地扮演了那個時代的極端。我基本上來說不是一個會惹麻煩的學生,在依照模擬考成績排的座位裡,通常都可以分到安全區域的前一兩行。可是,不管是偶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嚴重處罰--像是考試作弊被抓到,或是每天數次在公眾刑場見到的殘暴行徑,都變成後來需要很努力埋葬的記憶的一部分。

考試作弊是必需的,我甚至還需要跟其他功課不錯,負責掌管主要科目測驗卷的同學交換答案卷,我的國文,數學的謝寧,地理的黃國政,理化的陳柏宇(有趣的是一番填鴨以後上了建中,我卻怎樣也記不起大部分建中同學的名字),甚至是大家都用來捉狹的管英文的娘娘腔同學,都是這個小型經濟圈的一部分。我們需要以物易物,因為只有先知道答案,才能夠達到滿分,也就是不被體罰的安全線。嘗試扮演成人的我們,有時候也會把答案卷像是施捨一般賣給一般大眾,換來的是現在想起來少到不可思議的金錢,還有淺嚐即止的,用低劣的手段輕鬆掌握別人命運的權力感。

作弊被抓到的最嚴重一次,導師像瘋了一般用藤條抽打我的手指。他的體罰是職業化的,要讓學生痛,該打的是手指而不是手心,是小腿而不是屁股。雖然,他也可以抽打學生屁股到坐在椅子上會痛徹心肺的程度。有時候手邊沒有籐條,趕時間的他直接用指節在學生後腦來個爆栗也夠嚇人。那天,被狂鞭一陣的我回到座位上,兩隻手變成青紫色,指節間的淤血讓我連手也合不起來。更痛的是回家以後,因為隔天的作業還是要交,所以我偷偷找了媽媽的針線包,把淤血塊逐著挑開,才能夠握筆寫作業的過程。

一直到上了高中,大學,短暫而奇幻式的軍旅,出國念書,工作,我還是會每隔幾天,在夢中回到國中導師的講台。「方祖涵,你數學考八分!」他驚喜地說,像是終於抓到跟蹤許久的疑犯的警察,下意識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難掩對即將展開的私刑的興奮。考八分的那天我似乎是生病發燒,不過前一晚的確是貪玩沒有念書,而這一次貪玩的下場,是之後將近二十年的,怎樣也關不掉的重播畫面。

一兩年前的一個晚上,呂學燕先生又回到我的夢裡。他已經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跟後來在不同階段喜歡的女人們,輪流而毫無創意地填滿我失去主觀意識之後的夜晚。跟之前夢境不同的是,這次站在講台上等著被處罰的並不是我。

我從門外看著他,狠狠地盯著他的眼睛(從來不敢如此,就算在夢中)。教室裡同學們跟以前的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