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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華人精英論壇:<奧林匹亞級的臺灣精釀榮耀>

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打開收音機,新聞台幾位主持人聊著索諾碼郡(Sonoma County)幾天來最大的消息:兩年一度的WBC全球啤酒大賽(World Beer Cup),這裡的釀酒廠贏得好幾座獎牌——對以葡萄酒聞名的索諾碼山谷來說,啤酒雖然是後起之秀,卻已經是啤酒界無所不知的重地。像郡裡聖塔羅莎著名的Russian River,就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好的精釀啤酒廠之一,每年二月初限量發行的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每天都有不計其數的顧客在店門口排隊等著品嚐,平均要排隊三小時才能買到。
去年底索諾瑪郡遭遇損失慘重的森林大火,總計造成二十二人死亡,五千多棟建築物損毀,是加州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火災。在全球啤酒大賽獲得獎項的肯定,無疑是寶貴的強心劑。不過,聽著節目主持人興奮的語氣,其實心裡覺得驕傲的卻是另一樁事——快速進步的臺灣精釀啤酒界今年沒有在WBC獎項缺席,啤酒頭的立秋啤酒,還有金色三麥的蕎麥拉格啤酒都得獎了!
因為公賣制度的關係,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臺灣才開放私人企業釀造啤酒,歷史算是最長的金色三麥僅營運十四年,啤酒頭更只有四歲。雖然如此,這幾家公司研發的獨特口味,已經在各型比賽獲獎無數,這次又得到WBC大獎的肯定,實在是讓人高興的結果。
啤酒頭在臉書上紀錄得獎的心情:
「我們並不清楚眾多在這個行業中孜孜矻矻的釀酒師們,是否都想過有一天會得到 WBC 的獎,舉著獎牌站在臺上接受歡呼?但我們猜每個人心中都會有這樣一個夢,但或許藏的太深,藏的連自己都不知道那夢想的存在。
仰望在世界上得獎無數的前輩酒廠,像是衷心喜愛的: Deschutes、Mikkeller 或甚至 Russian River Brewery,他們的釀酒師在釀酒的過程中,一定跟我們相同思考著釀造上的平凡問題:『起始比重到了嗎?酵母的量足夠嗎?啤酒花新鮮度沒問題嗎?。但我們認為,釀酒師最沒有想的問題就是:這酒會得獎嗎?』
謝謝 WBC 的評審們,在這個奧林匹亞級的競技中,為我們不會問的問題給了答案。」
在WBC這個奧林匹亞級的啤酒競技中,得到答案的,不只是啤酒頭與金色三麥,而是所有用心開創新事業的臺灣人才。不管最高殿堂的舞台有多麼遙遠,如果方向對了,總有走到的一天。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啤酒頭的節氣啤酒?他們的每個故事,都讓人愛不釋手:「清明」用食用艾草燒炙過的灰燼取代傳統的山毛櫸,做出獨特中國風的煙燻啤酒;「春分」用青梅製成,把梅子處理過後做成梅酒,再從梅酒釀成啤酒,繁瑣製程讓他們每個人後來看到梅子都很害怕。而我自己最喜歡冬瓜茶口味的「小滿」,用冬瓜茶糖釀成的淺色愛爾啤酒,是夏日節氣裡臺灣特有的芳香與回憶。
從細心構思的風味,到名書法家為各個節氣題字的酒標,精釀啤酒的「精」字,莫過於此了。我很期待精釀啤酒的發展,能夠漸漸改變臺灣的喝酒文化。
「如果有人拿你們的酒來乾杯…」
「我看到的話,應該會哭吧。」
上回跟啤酒頭掌門人之一宋培弘聊天,還沒問完問題,他就理所當然地說出答案。
當今臺灣主流的喝酒文化還是把喝酒當作比賽,不管是啤酒、烈酒、葡萄酒都是乾杯再說。說真的,拼酒實在是很不合邏輯的事情,如果多喝就比別人厲害的話,為什麼不乾脆比誰吃的多就好?事實上,看誰吃得多的大胃王比賽雖然經常被批評,至少仍在少數地方被當作製造話題的趣味遊戲,可是如果舉辦真的喝酒大賽,冠軍一定會因為酒精中毒送醫院啊。
儘管如此,喝酒就要乾杯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許多飲酒人的心裡。或許要等到消費者習慣品嚐,拼酒風氣才會改變。
不管怎樣,臺灣釀酒廠得到啤酒界的奧林匹亞大獎,實在太值得高興了!
#飲酒請適量
#拼酒不是運動
(飲酒過量,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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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觀念平台: <謝亞球場的最後一首歌>

唱首歌來聽聽吧,彈鋼琴的傢伙/今天就來唱首歌吧/我們現在的心情正好適合一些旋律/而你的歌感覺也剛好

紐約大都會隊的謝亞球場在一九六四年完工啟用,在二○○八年球季結束之後報廢。也就是在那兩年前的夏天,比利喬帶著他的史坦威鋼琴走進球場,全場超過六萬名的觀眾跟他一起唱著他的成名作〈The Piano Man〉。這是謝亞球場的最後一場演場會,而比利喬,一個紐約市郊長大的移民後裔,是跟這座球場告別的最佳人選。

在紐約,歷史悠久財力豐厚的洋基隊是鎂光燈的焦點,在皇后區的大都會隊總是給人次等公民的印象,而兩者的觀眾群也因此有了先天造成的區隔,在曼哈頓的上流族群,多數支持天之驕子洋基,而市郊的中產階級或是新移民,卻因為能夠把自己生命的遭遇,投射在大都會隊身上,而有了相互依靠的情感。在五十年以前,原本在布魯克林區的道奇隊為了賺更多的錢,拋棄了紐約,投入好萊塢跟洛杉磯的懷抱,巨人隊也搬到了舊金山,還好有大都會跟謝亞球場的出現,適時地填滿了球迷們情感上的空缺。

就是這樣,許多紐約人跟著大都會隊一起成長。而不只是球迷,跟著謝亞球場一起長大的,還有搖滾樂。在一九六五年,一群來自英國的年輕人,剛結束席捲歐洲的旋風旅程,來到美國以後,在謝亞球場舉辦了史上首度在戶外運動場開唱的搖滾音樂會。約翰.藍儂還有保羅.麥卡尼的披頭四,就這樣走進新大陸的世界。

「沒有人相信我們會成功」,四歲跟著父親學鋼琴,七歲就跟母親一起被拋棄,在貧窮中長大的比利喬說。「沒有人相信披頭四可以改變人類的耳朵,沒有人相信我的音樂會受到歡迎,我們就像跟大都會隊一樣,是等待奇蹟的中產階級」。而奇蹟總是會在長久等待之後出現,一九八六年世界大賽的第六戰,紅襪隊已經是三勝二敗的聽牌狀況,十局下半兩人出局,紅襪隊專精一壘守備的內野手巴克納硬是在謝亞球場漏接了可以讓比賽結束的尋常滾地球,讓大都會反敗為勝,最後拿下總冠軍,這就是他們相信的奇蹟。

所以在演場會的尾聲,保羅.麥卡尼踏上比利喬的舞台,替這個球場寫下句點的時刻,滿場的觀眾是熱淚盈眶的。這段四十幾年,從起點走到終點的過程,旁人的訕笑怒罵,一路的苦澀艱辛,換來值得或不值得的現在,棒球,音樂,跟人生的界線早就被我們刻意弄得模糊。當年的孩童現在是社會的中堅,昔日的青年卻已垂垂老矣,Let It Be,Let It Be,麥卡尼跟喬彈著,唱著,那是在這裡的最後一首歌,曾經在這裡輝煌跟凋零的,都一…

聯合報名人堂:<一朗曠世巨作的幕後推手>

二○○四年九月,紐約時報登出一篇文章,標題「把球場當畫布的藝術家」,說的當然是剛打破高懸八十四年單季安打紀錄的鈴木一朗。那年,一朗總共打出驚人的兩百六十二支安打,不但超越過去的紀錄,事實上,從他加盟大聯盟開始計算,除去一朗,單季最多安打數來自二○一四年的太空人隊亞土維(Jose Altuve),只有兩百廿五支。

一朗的打擊武器繁多,他可以把球帶到全壘打牆外、剛好飛過內野手的頭頂,或是在內野緩慢滾動變成安打。許多人看不起的內野安打數據,在一朗手中卻是一門藝術,他巔峰時期從本壘到一壘只要三.六秒出頭,跟當今跑最快的紅人隊漢彌爾敦不相上下。前年球季已經四十一歲的他,本壘到一壘的速度,還保持在大聯盟前五名。

打破單季紀錄的二○○四年,一朗的五十七支內野安打也是大聯盟最佳。有些原本可以算內野安打的球還被記成失誤,各隊三壘手看到他,自然頭痛不已。「有人說內野安打像作弊,可是如果你放個攝影機看他擊出球的滾動痕跡,看那些球是如何騙倒防守球員,就會知道有多神奇。」說這段話的,正是昔日底特律老虎隊明星三壘手印吉,一朗神話的苦主之一。

就像紐約時報文章標題,鈴木一朗像藝術家,用球棒在球場上揮灑出一幅幅畫作,留下許多我們以後跟孩子慢慢分享的話題。不過,看了這麼多年的比賽,一直到上個月在西雅圖聽到下面這段故事,才知道原來畫家筆下的畫布,可能也是曠世巨作不可或缺的元素。

「你知道嗎?在二○○四年,因為一朗的緣故,我們在內野草坪做了件特別的事。」水手隊負責球場導覽的老先生說。水手隊內野草坪,是大聯盟最難養護的球場之一。西雅圖寒冷潮溼,球場又是巨蛋,雖然可以開啟棚頂,陽光受到天氣與遮蔽物的限制,還是不夠讓草坪健康成長。於是,他們在外野地下埋設加熱線圈,配合使用巨型燈具在陰暗時照射草地,球場工作人員說,「看起來像是種大麻的地方」。這些輔助措施,讓水手隊有非常漂亮的草地。

水手隊的草坪維護在聯盟裡獲得許多讚譽,好幾座球場在最近三年開始用跟他們相同的種子,希望能有類似結果。在大聯盟,草地維護是重要的細節,每支球隊都有一組人專門負責。不只是按時播種施肥或每天割草,他們更能夠因應球隊需求,用草坪做戰力調節。

像是在二○○四年,他們把除草機刀鋒調高,讓內野區草變長一些。一朗擊出的球,十四.二%因此成為內野安打,是他大聯盟生涯前半段最高點。整個球季結束,他打出的球(BABIP)將近四成變成安打,也是大聯盟難得…

惡夢

我一直到一兩年前才不再每個月都夢到我在永和國中的導師。

他是一個個頭矮小,卻殘暴異常的兇狠角色。在體罰還是合法的年代裡,他很適度地扮演了那個時代的極端。我基本上來說不是一個會惹麻煩的學生,在依照模擬考成績排的座位裡,通常都可以分到安全區域的前一兩行。可是,不管是偶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嚴重處罰--像是考試作弊被抓到,或是每天數次在公眾刑場見到的殘暴行徑,都變成後來需要很努力埋葬的記憶的一部分。

考試作弊是必需的,我甚至還需要跟其他功課不錯,負責掌管主要科目測驗卷的同學交換答案卷,我的國文,數學的謝寧,地理的黃國政,理化的陳柏宇(有趣的是一番填鴨以後上了建中,我卻怎樣也記不起大部分建中同學的名字),甚至是大家都用來捉狹的管英文的娘娘腔同學,都是這個小型經濟圈的一部分。我們需要以物易物,因為只有先知道答案,才能夠達到滿分,也就是不被體罰的安全線。嘗試扮演成人的我們,有時候也會把答案卷像是施捨一般賣給一般大眾,換來的是現在想起來少到不可思議的金錢,還有淺嚐即止的,用低劣的手段輕鬆掌握別人命運的權力感。

作弊被抓到的最嚴重一次,導師像瘋了一般用藤條抽打我的手指。他的體罰是職業化的,要讓學生痛,該打的是手指而不是手心,是小腿而不是屁股。雖然,他也可以抽打學生屁股到坐在椅子上會痛徹心肺的程度。有時候手邊沒有籐條,趕時間的他直接用指節在學生後腦來個爆栗也夠嚇人。那天,被狂鞭一陣的我回到座位上,兩隻手變成青紫色,指節間的淤血讓我連手也合不起來。更痛的是回家以後,因為隔天的作業還是要交,所以我偷偷找了媽媽的針線包,把淤血塊逐著挑開,才能夠握筆寫作業的過程。

一直到上了高中,大學,短暫而奇幻式的軍旅,出國念書,工作,我還是會每隔幾天,在夢中回到國中導師的講台。「方祖涵,你數學考八分!」他驚喜地說,像是終於抓到跟蹤許久的疑犯的警察,下意識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難掩對即將展開的私刑的興奮。考八分的那天我似乎是生病發燒,不過前一晚的確是貪玩沒有念書,而這一次貪玩的下場,是之後將近二十年的,怎樣也關不掉的重播畫面。

一兩年前的一個晚上,呂學燕先生又回到我的夢裡。他已經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跟後來在不同階段喜歡的女人們,輪流而毫無創意地填滿我失去主觀意識之後的夜晚。跟之前夢境不同的是,這次站在講台上等著被處罰的並不是我。

我從門外看著他,狠狠地盯著他的眼睛(從來不敢如此,就算在夢中)。教室裡同學們跟以前的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