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的《波士頓》雜誌，封面是高舉雙手，仰望天空的「老爹」歐提茲。深底色的照片，上面只寫了兩個字：「謝謝。」很美的封面，只是不知道雜誌要說的，是波士頓感謝歐提茲十幾年來在紅襪隊寫下的歷史，還是歐提茲感謝這座城市的收留，讓曾經被雙城隊釋出的他，有機會繼續在大聯盟闖蕩，留下包括冠軍戒指在內的美好回憶。過了好久我才想通，原來，其實這句謝謝，正是城市與球員互道的感激。就像我們的陳金鋒。挑戰美國職棒不如意，終究還是陪他打球的鄉親，自己故鄉的土地，才是他心存感激的舞台，而他在台灣職棒陷入泥沼時，隻手撐住的半邊天，甚或是國際賽裡石破天驚的長打，都是球迷永遠感謝的回憶。然而，道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紅襪隊在8月初計劃好的歐提茲搖頭娃娃日，因為公仔成品設計跟製作都有問題，結果被臨時取消，1萬5000個公仔被銷毀。《富比士》雜誌的專欄作家認為禍首是「中國製造」，他們對非裔美國人的形象不夠熟悉，做出成品的臉孔，無意間踩到種族歧視的紅線。2013年洋基隊向即將退役守護神里維拉致意的搖頭娃娃也發生問題，在贈送的當天，整批公仔開賽前還沒有抵達球場，到場的球迷排成史無前例的長龍，幾乎發生暴動。或者是跟陳金鋒不太像的白玉雕塑，還有太多贊助廠商的冗長典禮。球隊規劃的退休儀式，原本要給球迷再感動一次的機會，卻因為其中的差錯，讓人看得不免頭皮發麻，激動的心情被尷尬稀釋大半。雖然等煙消雲散之後，大家還是會重拾起所有的感動，這些差錯還是非常可惜。那麼，怎樣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呢？雕塑跟搖頭娃娃一樣，做不好，就再做吧。紅襪隊沒有便宜行事，將有問題的公仔送出，而是向球迷與歐提茲道歉，等新品做出來以後，再憑票發放給當天所有到場的球迷。贊助廠商跟球隊也要進步，強迫式的行銷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在網路時代，人們接收資訊從「接收」(Push)變成「獲取」(Pull)。成功的廣告，要讓消費者看完以後，想要知道是誰做的，而不是在廣告一再重複洗腦，或是把公司大名如同「某某某到此一遊」般刻在雕塑底座。洋基隊長基特退休的時刻，電視跟網路出現一部短片，是他漫步往球場的路上，帶著微笑跟店家和球迷道別，背景音樂是法蘭克．辛納屈的《My Way》，簡單的意象讓人每看一次都可以再流淚。這部短片裡，贊助廠商開特力的商標，只在最後閃過一秒鐘，很多人還需要倒轉去看它是誰的廣告，而這首歌、這座球場、這些回憶，卻永遠跟開特力連在一起了。不管怎樣，再多的風波，還是不減大家對偉大球員的感謝。畢竟，我們已經一起走過那麼多的起起落落了，不是嗎？謝謝你，陳金鋒。
我一直到一兩年前才不再每個月都夢到我在永和國中的導師。
他是一個個頭矮小，卻殘暴異常的兇狠角色。在體罰還是合法的年代裡，他很適度地扮演了那個時代的極端。我基本上來說不是一個會惹麻煩的學生，在依照模擬考成績排的座位裡，通常都可以分到安全區域的前一兩行。可是，不管是偶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嚴重處罰－－像是考試作弊被抓到，或是每天數次在公眾刑場見到的殘暴行徑，都變成後來需要很努力埋葬的記憶的一部分。
考試作弊是必需的，我甚至還需要跟其他功課不錯，負責掌管主要科目測驗卷的同學交換答案卷，我的國文，數學的謝寧，地理的黃國政，理化的陳柏宇（有趣的是一番填鴨以後上了建中，我卻怎樣也記不起大部分建中同學的名字），甚至是大家都用來捉狹的管英文的娘娘腔同學，都是這個小型經濟圈的一部分。我們需要以物易物，因為只有先知道答案，才能夠達到滿分，也就是不被體罰的安全線。嘗試扮演成人的我們，有時候也會把答案卷像是施捨一般賣給一般大眾，換來的是現在想起來少到不可思議的金錢，還有淺嚐即止的，用低劣的手段輕鬆掌握別人命運的權力感。
作弊被抓到的最嚴重一次，導師像瘋了一般用藤條抽打我的手指。他的體罰是職業化的，要讓學生痛，該打的是手指而不是手心，是小腿而不是屁股。雖然，他也可以抽打學生屁股到坐在椅子上會痛徹心肺的程度。有時候手邊沒有籐條，趕時間的他直接用指節在學生後腦來個爆栗也夠嚇人。那天，被狂鞭一陣的我回到座位上，兩隻手變成青紫色，指節間的淤血讓我連手也合不起來。更痛的是回家以後，因為隔天的作業還是要交，所以我偷偷找了媽媽的針線包，把淤血塊逐著挑開，才能夠握筆寫作業的過程。
一直到上了高中，大學，短暫而奇幻式的軍旅，出國念書，工作，我還是會每隔幾天，在夢中回到國中導師的講台。「方祖涵，你數學考八分！」他驚喜地說，像是終於抓到跟蹤許久的疑犯的警察，下意識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難掩對即將展開的私刑的興奮。考八分的那天我似乎是生病發燒，不過前一晚的確是貪玩沒有念書，而這一次貪玩的下場，是之後將近二十年的，怎樣也關不掉的重播畫面。
一兩年前的一個晚上，呂學燕先生又回到我的夢裡。他已經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跟後來在不同階段喜歡的女人們，輪流而毫無創意地填滿我失去主觀意識之後的夜晚。跟之前夢境不同的是，這次站在講台上等著被處罰的並不是我。
我從門外看著他，狠狠地盯著他的眼睛（從來不敢如此，就算在夢中）。教室裡同學們跟以前的我一樣，…
他是一個個頭矮小，卻殘暴異常的兇狠角色。在體罰還是合法的年代裡，他很適度地扮演了那個時代的極端。我基本上來說不是一個會惹麻煩的學生，在依照模擬考成績排的座位裡，通常都可以分到安全區域的前一兩行。可是，不管是偶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嚴重處罰－－像是考試作弊被抓到，或是每天數次在公眾刑場見到的殘暴行徑，都變成後來需要很努力埋葬的記憶的一部分。
考試作弊是必需的，我甚至還需要跟其他功課不錯，負責掌管主要科目測驗卷的同學交換答案卷，我的國文，數學的謝寧，地理的黃國政，理化的陳柏宇（有趣的是一番填鴨以後上了建中，我卻怎樣也記不起大部分建中同學的名字），甚至是大家都用來捉狹的管英文的娘娘腔同學，都是這個小型經濟圈的一部分。我們需要以物易物，因為只有先知道答案，才能夠達到滿分，也就是不被體罰的安全線。嘗試扮演成人的我們，有時候也會把答案卷像是施捨一般賣給一般大眾，換來的是現在想起來少到不可思議的金錢，還有淺嚐即止的，用低劣的手段輕鬆掌握別人命運的權力感。
作弊被抓到的最嚴重一次，導師像瘋了一般用藤條抽打我的手指。他的體罰是職業化的，要讓學生痛，該打的是手指而不是手心，是小腿而不是屁股。雖然，他也可以抽打學生屁股到坐在椅子上會痛徹心肺的程度。有時候手邊沒有籐條，趕時間的他直接用指節在學生後腦來個爆栗也夠嚇人。那天，被狂鞭一陣的我回到座位上，兩隻手變成青紫色，指節間的淤血讓我連手也合不起來。更痛的是回家以後，因為隔天的作業還是要交，所以我偷偷找了媽媽的針線包，把淤血塊逐著挑開，才能夠握筆寫作業的過程。
一直到上了高中，大學，短暫而奇幻式的軍旅，出國念書，工作，我還是會每隔幾天，在夢中回到國中導師的講台。「方祖涵，你數學考八分！」他驚喜地說，像是終於抓到跟蹤許久的疑犯的警察，下意識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難掩對即將展開的私刑的興奮。考八分的那天我似乎是生病發燒，不過前一晚的確是貪玩沒有念書，而這一次貪玩的下場，是之後將近二十年的，怎樣也關不掉的重播畫面。
一兩年前的一個晚上，呂學燕先生又回到我的夢裡。他已經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跟後來在不同階段喜歡的女人們，輪流而毫無創意地填滿我失去主觀意識之後的夜晚。跟之前夢境不同的是，這次站在講台上等著被處罰的並不是我。
我從門外看著他，狠狠地盯著他的眼睛（從來不敢如此，就算在夢中）。教室裡同學們跟以前的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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